我那时玩心很大，对上学不感兴趣，觉得学校关门，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情。因为又干不动农活，就一年四季一天到晚地疯玩儿：插马拉大车，吹柳哨，抽丢丢，打嘎嘎，跳房子，玩捻捻转，推铁环，扑蜻蜓，捉蚂蚱，打水漂，老鹰捉小鸡，摔蛙呜，来鞋排，吹鼓铛，等等等等。

这些儿时的游戏，我在城里少见有孩子玩的，不知现在农村的孩子是不是还玩儿，至少是有一些已不再有孩子玩了。

所谓蛙呜、鞋排、鼓铛也者，照我想来，兴许还不曾有过被谁形诸文字的机会，故而我只能根据儿时的读音摹写，对与不对乃有待方家指正。

摔蛙呜通常在下了大雨之后。

或者在院子的一角，或者在场园的旁边，就地挖一块泥，先在地下摔摔，摔成方的也行，摔成圆的也行，再把中间捏出一个洼陷，有如砚台的模样，便就是蛙呜了。然后将哇呜托在手里，吐一口吐沫进去，站起身来，使劲往地下一扣，蛙呜的底部就被空气鼓破，发一声有如蛙鸣的响亮。

来鞋排是一种集体游戏项目，也有叫投老鸹窝的。

夏天，在树阴下边，三五个衣衫不整或扒了光脊梁的小伙伴扎堆，各人都把自己的鞋子脱下，拿一只在手，另一只则凑在一起，相互支撑起来，形成一个圆锥形的所谓鞋城，或曰老鸹窝。然后，通过玩“剪子包袱槌”的办法，确定一个守城的人，其他人则站在五六米或七八米以外的地方攻城，即一齐或先后用手里的鞋子掷击鞋城，以求击倒。所谓守城，就是用手里的鞋子阻挡掷来的鞋子，不使鞋城被人击倒。

这样的游戏，自然会加速鞋子的损坏。各人的鞋子，又大抵是各人的母亲做的。所以，有的时候，大家正玩得起劲儿，有的小伙伴竟慌里慌张地抓起自己的鞋子，撒丫子开跑。大家回头看时，该伙伴的母亲正一脸愠怒地走来，手里还提着根棍子，不免兴头受挫，尽作鸟兽散。

鼓铛是一种用玻璃制造的器皿，大小和形状都像蝈蝈葫芦一样，有着指头一样长短的中空有口的细柄。

鼓铛的底面薄如蝉翼。吹的时候，用手捏住细柄，柄口含在嘴里，仰起头来，轻轻一吹一吸，鼓铛底面的玻璃便来回振动，发出极为清脆的悦耳响声。

一天，我正在院子里用高粱秫秸的内瓤插马拉大车，母亲从外边回来，手里拿着个鼓铛。——此前，我没见过这种东西，也不知道它叫做鼓铛。母亲告诉我说，前当街来了个卖鼓铛子的，她给我买了一个。她自己先吹了一下，嘱咐我务必把劲儿忖住，一定轻吹，别使大劲，不然一吹就破，然后才递给我。

我爷爷就说，这个保不住得吹破。

我想，既然母亲没有吹破，我只要小心谨慎，自然也吹不破。就试量着吹。轻轻送气，不响。又轻轻送气——稍加了点儿力，还是不响。我把头仰了起来，再稍加了点儿力吹，就听“叭”的一声，整个鼓铛的底掉了下来，落地下摔得粉碎。爷爷大笑。我很扫兴。

母亲领我去了当街。卖鼓铛的人还没有走，正守着挑子吹得带劲，一帮围观的孩子看得出神。我看鼓铛在人家的嘴上，咕咕哒哒，时缓时急，就像是铁皮做的，简直结实得很。母亲再买一个给我，我放在嘴上又吹，试量了又试量，终于吹响了却没有破，方才兴高采烈地回家。

爷爷问道，这个吹来没有？我就小心翼翼地吹给他听。他高兴地说：“不孬。我还寻思，不吹破仨俩的你学不会哩。”

稍停，爷爷又说：“鼓铛这玩意儿，最是蹊跷葫芦。大人告诉你忖住劲儿忖住劲儿，你不自家吹吹，就不知道把气忖到哪里。想不吹破就学会，不易。”

父亲也说：“跟学凫水一样，见人家扒水你也扒水，人家扒水身子漂着，你也扒水老是沉底。不喝几口水，学不会凫水。”

没用多长时间，我也从必然中获得了自由，好像再怎么吹——漫不经心，随心所欲——鼓铛也不破了。

不久以后的一天下午，我一个人在前当街吹了一气鼓铛，觉得有些厌了，便这儿那儿毫无目的地踟躇，忽见才叔和生哥——他们都是农会里领头的干部——一个提着井绳和牛梭子，一个扛着梯子，从村庄东头过来，瞅瞅这棵枣树，望望那棵槐树，边走边睃摸地来到离藕湾不远的一棵榆树跟前，停住。

我好奇地跑到他们跟前，就听才叔说道：

“合庄里就数这棵榆树高了，又长在街当中，我看就是它吧。”

“就是它吧。”生哥应了一声，将梯子倚在树上，梯子顶端挂了条挽着的绳子。

才叔右手一扔，将井绳搭上树卡巴。生哥就踩着梯子上去，先把牛梭子用绳子拴在树桠叉上，又把井绳搭在了牛梭子上。

才叔嘱咐：“千万拴结实了！”

生哥说道：“拴结实了。”

我的心里一惊：莫非要拉滑车？

一段时间以来，我从大人们的言谈举动上，知道村里正在闹土改，划成分。并且听说，哪里哪里在斗地主、拉滑车的时候，把滑车拴得老高老高，地上反放着盘耙地的耙。当把地主拉到一定的高度，在下边拉的贫雇农问：

“看见蒋介石了没有？”

“……没有……”被拉的地主回答。

下边的贫雇农于是再往高处里拉，再问看到蒋介石了没有。

眼见得自己被越拉越高，地主就说看见了。

拉的人便猛地松手，同时扔一句话：“去见蒋介石啵！”地主就摔了下来。

虽然只是传闻，但却令我害怕。想到我们村里也要拉滑车了，我就转身回家，把刚才的所见所闻告诉给母亲，母亲叫一声“娘哎”，——“娘哎”是母亲的口头语，每逢吃惊必呼——登时一脸的恐惧。

有一点儿我很纳闷：村里的大树有的是，比如，馍馍铺门前住着鹣鹣——猛禽，学名为鸷——的那几棵杨树才真高，才叔为什么偏说那棵其实挺矮的榆树最高呢？

第二天下午，天阴了起来，还落了几滴雨。农会的干部和基干民兵们，都集中在才叔和生哥拴好的滑车下边。这时我已听说，盈叔——他是我家的邻居——是被拉滑车的对象之一。

盈叔有两个五六岁的儿子，我比他们稍大一点。见他弟兄两个眼里噙着泪水，我和另外几个伙伴，在或用眼神，或用沉默，或用拍落他们身上的草屑的行动，表示了关心和抚慰以后，便蹑手蹑脚，鱼贯而行，绕着圈子，溜进藕湾，——湾里水已不多——一拉溜斜趴在湾崖上，一个个竖起脑袋，伸长脖颈，提心吊胆地窥视。

这工夫，拉滑车恰刚开始。参加的约莫有三几十人。

第一个被拉的是家住村东半截的惠大爷。他的两手背在身后，被捆秫秸一样地捆了上身，僵直地站在滑车下边。十多个人手把井绳，全都拔河似地站成一溜。井绳钩子钩在惠大爷背部的绳子扣上。

有人喊了声“拉！”惠大爷就两脚离地，身子打着转悠缓缓上升，上升，直到头顶几乎跟牛梭子接触，双脚离地有两米多高。

没有谁人问话。

惠大爷也没有言语。

我似乎听见了自己的心跳，紧张得停住呼吸，尽管我看见地上并没有放耙。好久好久——其实只是一瞬间的工夫——听得谁说“放吧！”就见惠大爷的头顶，与牛梭子的距离拉大，身子打着转悠下降，下降，落到地上。速度比上升时更缓。惠大爷毫发未损。

随即，盈叔也被拉了一回，情形跟惠大爷被拉一样。

盈叔落地以后，此事即告收场。

盈叔和惠大爷的成分，划的都是富农，他们没有民愤。所以，无论是才叔、生哥等农会的干部，还是贫雇农群众，都不同意搞拉滑车之类的过火斗争。从事后人们的议论得知，当初，区上有个才叔他们称之为“小邹”——也许是“小周”或小别的什么，我记不清了——的干部，却非让我们村拉滑车不可，并还强调：把滑车拴在村里最高的树上，拉滑车时他来参加。

才叔、生哥无奈，就亲自拴了滑车，选定了拉滑车的人，反复叮咛，放的时候都得抻量着慢慢放。拉滑车的那天，是他们预先得知，“小邹”或“小周”或小别的什么，要去县里开会的日子。到此为止，我才明白，上述才叔所谓“合庄里就数这棵树高”云云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。

好像是临近年关的一天晚上，惠大爷悄悄到我家来了。小声细气地向我爷爷求告，希望能还给他一点儿土改时分得的东西。土改划成分时，我家划的是中农。庄上分被斗户浮财的时候，我家分得一个箱子，里面盛有衣物。原来箱子是惠大爷的。我爷爷一口答应全都退还，让惠大爷到夜深了的时候来拿。“要紧别叫人碰见。”爷爷这样嘱咐。

惠大爷走后，我爷爷又说：“不是自家的肉，长不到自家身上。”

土改复查的时候，惠大爷家被认可为错斗中农，成分改成了富裕中农。

若干年后，有一次我读毛主席的《实践论》，忽然想起我爷爷和我父亲就我小时学吹鼓铛说的一番话，觉得，那未尝不可以认为就是爷爷和父亲的朴素“实践论”。

若干年后的若干年后，有一次我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“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”的论断，忽然想起当年我们村闹土改拉滑车的一幕，以为，说我的那些乡亲们搞了形式主义也行，说他们坚持了实事求是更对，自然也可以说是以搞形式主义的办法，抵制了“左”的东西，坚持了实事求是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大约也可以说是搞了一场游戏：一场很不轻松的政治游戏。这场游戏让人颇生感慨。其一，坚持正确的东西，常有比跟着错误的东西稀里糊涂地行事更为困难的时候。其二，形式主义和实事求是，通常是不相容的，聪明的才叔、生哥，竟然在乡亲们支持下，将两者天衣无缝地统一起来，令人惊叹于唯物辩证法的无比美妙，或者也不妨说是无比美丽。

总而言之，我把上述两端，看作是对我最早的哲学启蒙。